誘惑通常以機會的面貌出現,等到你已經放松了警惕,開始抓住它的時候,它才露出猙獰的面目。一個人能夠拒絕誘惑不是因為他有多么高明,而是因為他清楚自己的方向。符合方向的事就做,不符合方向的事即便機會再誘人也不做,這樣他就把許多的誘惑和風險一起擋在了門外。

　　人生要善于捕捉機遇,更要勇于拒絕誘惑,現實中的失敗者多是被誘惑所消滅的,因為誘惑常常包著“機會”的糖衣。

　　我與企業老板合作的原則是:堅持獨立的人格,緣分第一;絕不做陽光之外的交易,同流而不合污;“君子之交淡如水”,見好就收;消化吸收,教學相長;大智若愚,吃虧是福。

　　我們這么多年走下來,其實也有很多生死之劫。但是為什么劫難打不死我們?我覺得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立身要穩,不管遇到多少風浪,不管遇到多少挫折,不管遇到多少誤會,只要你把持住幾個東西就夠了。一要對得起天地良心,不要取巧,更不要做假。我經常用一句農民的話來告誡我的員工們,叫做“人欺地皮,地欺肚皮”。這是很樸實的道理,但很多人就不信這個道理,因為在中國社會急劇變化的年代,有順口溜說“老九升天、老大靠邊、老二分田、不三不四賺大錢”。不少流氓地痞賺了大錢,安心做事的人卻成了傻子。但時代的鐘擺會擺過來的,你現在回頭看,當年那些偷奸耍滑的人有幾個還風光依舊?

　　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堅守自己的方向和原則,亂云飛渡仍從容,定力非常重要。我就走我這條路,我在走的過程當中,許多人勸我去掙更多的錢,我不為所動。

　　很早以前,我認識這樣一個老板,號稱有非同一般的關系,指名道姓要找我。我去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車庫門打開,十幾臺好車,什么奔馳、寶馬、凱迪拉克,老板說:“王先生隨便選一臺吧,我送你。”我當時只有一輛自行車,應該怎么辦呢?我對那位老板說:“謝謝你的好意,我這個人向來秉承的信條是‘無功不受祿’,需要車的時候,有車來接我就行了。”回來以后,跟我同去的那個小子就說我傻。我說吃人嘴軟,拿人手短,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天上不會掉餡餅,我這個人向來不愿把靈魂抵押給魔鬼。果然,那個老板最后因為詐騙被抓了。

　　還有一個老板天天追著我,要給我一輛車,還要我搬到他的總部去辦公,但是我一直躲著他。有一天他把電話打到辦公室來,沖著我嚷嚷:“嗨!大佬啊!我不是老虎獅子,我是送錢給你啊!哪有見了錢就躲的人啊!”他當時要投資成立一個策劃公司,邀我入伙,承諾給我多少股份,另外先給我200萬元。當時我發覺這個氣味不對,就躲,惹不起還躲不起嘛。這個老兄兩年以后也垮了,因為原來那種做生意的方式就是靠歪門邪道,最后他就走不動了。

　　我說這些故事不是說我多么有先見之明,而是想說明一點:道理都是很簡單的,說起來大家都明白,但是事到臨頭是不是還記得就難說了。有的人偏偏就相信天上會掉餡餅,而且就掉在他頭上。我能拒絕誘惑的原因在于我對自己的方向有很清醒的認識,“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不符合我的原則的東西,即便有再大的好處我也不要。1994年我離開新華社,當時的真實想法就是想探索一種體制外的生存方式。大家可能不清楚那個時候體制外的空間是非常有限的。就相當于大家都在一個封閉的悶罐車里面,頂多是開個口子讓你鼻子伸出去透點氣。那個氣孔在哪里?在廣東。

　　在這個過程當中出現了幾個浪潮,以廣州為中轉站,先是往深圳跑,后來又往海南跑,最后往惠州跑。這些行情像浪潮一樣一波一波過來的時候,我從來沒有為之所動。一個人的定力很重要,那個時候,憑著對新聞事業的執著和追求,我對物質的東西視而不見、充耳不聞。我在廣州呆了3年,只有一間房子,而且是用馬糞紙在一個儲藏室隔出來的,里面只有一張桌子一張床,別的什么都沒有。我就在那個房間里“爬”了3年的格子。那時也根本沒有空調,最后一年買了一臺電風扇。夏天我就光著膀子,穿條短褲,當時也沒有電腦,就是一支筆,一張紙。汗水就順著頭上、臉上一直流到紙上,等到把稿子寫完以后,稿紙也濕了,只好攤開晾干,我就這么當記者。夏天一天沖好幾次涼水澡,我們到哪里去沖涼?就到公共廁所里。

　　那個時候我已經很有影響力了,要是去跑紅包新聞的話也能拿到不少,但這種事情我從來不去做。我記得當時新華社的記者發一篇稿子稿費是40元錢,有的記者晚上下班后不走,還在那個地方剪報,三下兩下就拼出一篇報道。我不為所動,堅持要寫大稿,一篇大稿稿費也就是兩三百元,如果算經濟賬的話是最虧的。但是那段經歷讓我這一輩子受用無窮,做什么事都要厚積薄發,一個人太功利,太追求短期的利益,是沒有大出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