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比我大8歲的喬羽還年輕，才40出頭。除了私下里，人們決不敢像現在那樣開口閉口叫他喬老爺。既然叫了，他也會環顧左右，不敢答應。因為，那是個人鬼顛倒的年代，他和許多文藝界的著名人士一樣，活得灰頭土臉的。

　　清楚記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們這些因各種原因被迫離開北京的人，陸續回到北京。城里沒有我們的窩了，都靠投親訪友過日子。我算幸運的，經胡華先生引薦，被中國革命博物館收容。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狽的時候：父親的冤案沒有平反，年邁的母親下放在江西鯉魚洲，不知何時是歸期，三個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處在骨肉分離中。難以啟齒的是，國家經濟蕭條，商品奇缺，買糧要糧票，買肉要肉票，買布要布票，還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帶著兩個孩子，不僅沒有這些票證，即使有，也買不起。因為我很久沒有領到工資了，口袋里幾乎不名一文。為了不餓著兩個正在長身體的孩子，自己忍饑挨餓，節衣縮食，連午飯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車，多遠的地方都走著去。偶爾也使壞心眼，自己做一張假月票，趁人多的時候擠上車，拿出來遠遠地向售票員晃一下。售票員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臺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說一文錢逼死英雄漢，我是真正嘗到了被錢逼死的那種感覺。可是，我還死要面子，怕人們知道指著我的脊背說：看，賀龍的女兒落難了，到了這種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熱，腳下的柏油路都被曬軟了。我去給住在西便門附近的一個同事送藥，不知不覺走到我母親下放前住過的西便門國務院宿舍附近。忽然，一個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隨后聽見那人對我說：“這不是捷生嗎？大中午的，天這么熱，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頭，眼睛一亮，認出對方是大音樂家鄭律成。他和我母親住在同一個院子的同一棟樓里，母親下放前我們在樓道或路上遇見他，還有他后來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飯了嗎？”鄭律成在確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問。我望著他苦笑笑說：“鄭叔叔，我沒有吃午飯的習慣了。”鄭律成看見我這副落魄的樣子，明白我處境不好，嘆息一聲說：“不吃午飯怎么行？走，我帶你去吃。”說著，他拽著我的手不由分說往既定的路上走。我個子小，身體弱，拽在他手里沒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這樣勉強走了幾步，他松開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門國務院宿舍當年住著不少名人，有寫過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復，有截取過日本偷襲珍珠港情報、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立下大功的紅色特工閻寶航……再就是鄭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樂團（中國交響樂團前身）的專業作曲家。整個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僅因為他是朝鮮人，還因為他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到了中國，在上海從事革命活動。1937年，他背著從朝鮮帶來的小提琴到達延安，投身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事業。就是在這個時候，他請女詩人莫耶作詞，譜寫了著名的《延安頌》；請公木作詞，寫了更著名的《八路軍進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在中國當代音樂史上，與冼星海、聶耳和田漢齊名。抗戰勝利后，經過中央特批，他帶著曾是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女生隊隊長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鮮，又寫了朝鮮人民軍軍歌。要知道一個人能為兩個國家的軍歌作曲，在世界舉世無雙，因此享有“軍歌之父”的美譽。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經周總理批準并征得朝鮮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隨在中國駐朝鮮大使館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國，正式加入中國籍。人們津津樂道的是，1943年他與丁雪松結婚后，上了抗日前線，懷著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產，生下一個女孩。孩子生下后因為沒有奶，丁雪松把他從朝鮮輾轉上海帶來的那把心愛的小提琴賣了，換回一頭剛下崽的母羊，每天給孩子擠羊奶喝，這才把孩子救活了。鄭律成從前線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給孩子取名為鄭小提。后來鄭小提也成了音樂家，在總政歌舞團創作室任創作員，也和大家一樣，在西便門國務院宿舍進進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