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只有在社會有明確的分工與產品的剩余后，商業才會出現。商業有萌芽與成熟的形態，世界各國如此，中國也不例 外，萌芽狀態指的就是簡單的交換——物物交換，這種直接的交換形式存在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而后有所發展，出現交換媒介——貨幣，但貨幣一開始也不固定， 曾經歷過各種具體表現形態，如貝殼、布匹等等；貨幣形態穩定之后，商業活動進入比較成熟的階段，基本上可稱之為純粹的間接交換。

　　據考 古發現，可以推斷，中國境內交換形式的普遍出現，不遲于距今6000～7000年，因為近年來河南、甘肅、陜西等地的早期仰韶文化的村落遺址中，出土了一 些海邊的產品，內地擁有沿海民族或部落的產品，可以說交換已經普遍出現。當時的交換可能是在不同的氏族部落之間進行的，在原始共產主義的部落生活狀態下， 部落的剩余產品無法被個人占有，作為公共財產，進入交換過程，就由氏族或部落成員委托其首領進行，因此交換最起碼從形式上講，是一種集體性的經濟行為。

　　距今5000年，隨著交換的進一步發展，私有制產生，原始共產主義組織的解體，交換出現一些新的特點：1.交換從集體行為轉變為私人或個體家庭的行為， 由于制陶、制銅、制玉等手工業的發展，技術專門化，部落或氏族內部的某些家庭或個人掌握了這門技術，成為專門的手工業者，他們通過生產手工業品與共同體內 的其他成員進行產品交換，進而他們還將產品與共同體之外的人進行交換，這種行為，不僅擴大了交換的范圍，并且還推動了私有制的發展。2.交換有了固定的場 所，這在《易經》中有記載：“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這些交換產品的固定場所，可用一個詞來概括：因井而市。至于何以 “因井而市”，大概是因為在井邊進行交易活動，人畜便于飲水，也正因為“因井而市”，后世就將“市井”作為了商業活動場所的指稱。

　　至 堯舜時期，社會產品的交換又有了新的變化，就是在交換過程中，產生了交換媒介，即產品交換從物物的直接交換轉變為有媒介參與的間接交換，但是，在當時社會 經濟條件下，交換媒介不固定，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并不統一，一開始是牲畜，后來是珠玉，再之是“玄貝”，無論如何，出現一般的交換媒介，一者使買和賣被分解 為兩個可以不同時、不同地發生的過程；二者為一般交換媒介向貴金屬貨幣發展鋪平道路。

　　夏商周時期，是中國古代商業發展史上重要的階段，為什么這么說呢？

　　1.隨著交換的地區進一步擴大，交換活動的日益頻繁，一般交換媒介開始固定下來，基本上以貴金屬為主，使交換媒介具有了不易損耗和可比性強的特點，這標志著交換活動的成熟。

　　2.專門從事交換活動的社會群體的出現，也就是說，社會上一部分人從其他部門中游離出來，專門買進賣出，充當生產或需求雙方的中間人，于是在中國歷史上，從事交換工作的行業和人物，有了一定的稱謂，行業是商業，人物是商人。

　　這里有一個問題需要說明：為什么要稱之為商人與商業？究其根源，與歷史的商部落以及商王朝有著密切關系。早在夏朝，商部落就以善于從事交換而出名，它們 一直堅持這一傳統，滅亡夏朝之后，商部落變為商王朝，原來的商民成為貴族，但是，他們并沒有放棄原來的行業，反而更積極地從事交換活動，只不過作為統治貴 族，他們不用親自參與，而是由手下的家臣代表主人進行交易活動，而這群家臣儼然是一個專門的社會群體，不過此時，這一群體的量不太大，畢竟貴族數量有限， 而且他們不以交換中的獲利為生。商朝滅亡之后，隨著商貴族的社會地位喪失，他們的生活境況出現問題，生活的貧困所引發的生存危機，迫使商朝的舊貴族拿起老 祖宗熟悉的生存武器，與原來的家臣一道卷入從事貿易與交換的浪潮中，由于社會上的買賣人大部分出身于商族，因此，在西周，買賣人不僅成為一個專門的社會群 體，而且有了專門的名稱：商人。

　　在中國歷史上，周朝的制度與商朝不同，作為王朝性格而言，它所采用的諸多措施都比較規范，如封建制 度、宗法制度等等，至少從流傳后世的《周禮》可以揣知當時的情形。商業管理也同樣如此，市場設置于固定地點，市場由專職的官吏——“司市”進行管理，并設 立了許多下屬官員：辨別貨物真假的“胥師”，掌管物價的“賈師”，維持市場秩序的“司武虎，稽查盜賊的”司稽“驗證”質劑“契約或合同）并管理度量衡的” 質人，征收商稅的廛人，《周禮》中所描繪的市場管理模式也許是想象的，但這種規范的市場管理對后世影響是極大的，是后世王朝管理市場的一個基本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