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故事：清朝皇帝會武功（四）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蒙古喀爾喀諸部臺吉(清廷賜封蒙古部落的爵號)進京朝貢，康熙帝特命舉行大閱，演習一批新型火炮，并全副武裝來到舉行大閱的王家嶺。參加檢閱的十幾萬八旗官兵，早已陳兵列隊于山坡谷底。康熙帝升座后，軍中響起螺號聲，接著紅旗飛揚，排炮并發。幾百門大炮相繼轟鳴，場內的靶侯隨聲而倒，場面十分壯觀。隨同康熙帝參加大閱的蒙古各部落王公，從未見過如此陣勢，不免呈現驚懼之色。康熙帝十分得意，但卻假作安慰：“閱兵乃本朝舊制，歲以為常，無足驚懼也。”

　　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起，康熙帝每年都用田獵組織幾次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以訓練八旗軍隊的實戰本領。或獵于邊墻、或田于塞外，四、五十年來，從未中斷。對皇帝這樣不辭勞苦，每年往復奔波于長城內外，不少朝臣困惑不解。有人甚至以“勞苦軍士”為由，上疏反對。這種與尚武之風背道而馳的奏疏，自然遭到康熙帝的拒絕。他不但一如既往進行大規模軍事訓練，而且為平息蒙、藏地區的動亂，還數次領兵親征寧夏、內蒙。有一次康熙帝率軍行至呼和浩特，遇到風雪交加的惡劣天氣，行營處早已準備好御營，但康熙帝為鼓舞士氣，卻身披雨衣，佇立曠野，直到幾十萬大軍全部安營扎寨，才入營用膳。事實證明，由于康熙帝不忘武備，勤于訓練，八旗軍隊才能在平定三藩、收復臺灣等戰役中，獲得輝煌的戰績。康熙帝晚年曾以滿意的心情回憶這段往事：“若聽信從前條奏之言，憚于勞苦，不加訓練，又何能遠征萬里之外而滅賊立功乎。”

　　為了進一步提高八旗軍隊的習武技能，清初諸帝還設立了善撲營、虎槍營、火器營等特殊兵種。專門演習摔跤、射箭、刺虎以及操演槍炮等。康熙初年，輔政大臣鰲拜專權跋扈，康熙帝就是借助一批年少有力，又善撲擊之戲的衛士，除掉權臣鰲拜。此后，正式設立相撲營。每當皇帝在西苑紫光閣賜宴蒙古藩王或親試武進士弓、馬、刀、石時，均由善撲營表演相撲、勇射，并為武進士預備弓、石。

　　火器營是隨著八旗軍隊中，鳥槍火炮的數量不斷增多而設置的。早在關外時，八旗軍隊就開始使用槍炮。被他們稱為“紅衣大炮”的火器，大多是從明軍手中繳獲的。幾十年后，康熙帝在平定三藩叛亂時，才發現庫存火炮的數量和質量，都已無法應付大規模的戰爭。當時清王朝中并無兵器專家，康熙帝只好任命在欽天監供職的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試制新炮。南懷仁不敢違命，運用在歐洲學到的全部物理、化學、機械等方面的知識，絞盡腦汁，設計并制成新型火炮三百二十門。康熙帝對南懷仁制炮一直十分關注，視新式武器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盧溝橋試炮時，親臨現場觀看。這次試炮非常成功，每門大炮的命中率都很高。康熙帝十分高興，當場賜新型火炮一個威風凜凜的名字：“神威無敵大將軍”，并在炮場賜宴八旗官員。康熙帝充分肯定南懷仁制炮的功績，解下自己的貂裘賞給南懷仁，又破格提拔這個外國傳教士為二品工部右侍郎。隨著戰爭的深入，槍炮的需求量越來越大，使用火器的士兵也越來越多，于是康熙帝將這批人組織起來，設立了火器營，共轄官兵近八千人。使用鳥槍火炮等較進步武器，無疑有促進在八旗軍隊中倡導尚武之風的作用。

　　盡管清初諸帝十分重視對子孫后代的騎射傳統教育，但驕奢淫逸的生活，承平安定的環境，卻使宗室王公的成績每況愈下。到乾隆年間，有不少王公貴族已不會講滿語，弓馬技術也很平常。乾隆帝對此十分惱怒，下令宗人府每月要考察宗室王公子弟一次，“若猶有不能講滿語，其在宗學者，著將宗人府王公等及教習一并治罪，其在家讀書者，將伊父兄一并治罪。”對宗室王公，乾隆帝則親自指派皇子或御前大臣主持，每季進行一次滿語和騎射的考試。乾隆帝時，特命在紫禁城中興建練習騎射的箭亭一座，并在箭亭、紫光閣及侍衛教場等練武場所刻石立碑，教育子孫后代永遠銘記嫻熟騎射、精通滿語的尚武傳統。

　　清朝皇帝重視武功騎射，是考慮到王朝社稷的命運;為了自身的安全，更重視宮廷的防衛。

　　清代宮廷禁衛，有侍衛處、護軍營、前鋒營諸兵種。侍衛處侍衛因直接警衛皇帝，所以備受重視，品級也較高。一等侍衛正三品，相當于順天府尹;二等侍衛正四品，三等侍衛正五品，也相當于各部院司長。擔任侍衛的人員，都選自皇帝親轄的上三旗。其中武藝高強、品貌端正的任御前侍衛，其余多數分成內外兩班。內班宿衛乾清門、內右門、神武門、寧壽門;外班宿衛太和門。盡管八旗兵是清王朝的主要軍事力量，但對皇帝來說，卻有親轄的上三旗和諸王分轄的下五旗親疏之分。這種區別也反映到宮廷禁衛制度中。紫禁城內各門，除最核心的部分由侍衛處警衛外，其余諸門，如午門、東西華門、神武門等，均由護軍營和前鋒營中屬上三旗的官兵負責。禁城外，如大清門、天安門、端門等，就都交給下五旗去把守了。保衛宮廷安全，是侍衛處、護軍營和前鋒營的第一任務。他們人數眾多，武器精良，僅護衛軍官兵每天每班就多達五百二十五人。在設有禁軍值宿的紫禁城內外各門，都配備弓箭、撒袋、長槍等軍器，要求弓弦每天張馳，槍箭十天一磨，武器終年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