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趙頊元豐年間（1078～1085）對職官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宋初以來的職官制度存在許多問題，一是機構(gòu)重疊，既無定員、無專職，又有許多徒有其名而無所事事的冗閑機構(gòu)和官員；二是蒞其官而不任其職，官職名實之間悖離、混亂。熙寧（1068～1077）變法期間，王安石主張，只要各個機構(gòu)能恢復職能和作用，就算達到了改革的目的。如司農(nóng)寺、都水監(jiān)等已對革新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收到“董正官制之實”。宋神宗并不以此為滿足，熙寧末年，又令校勘《唐六典》，元豐三年，在蔡確、王珪的協(xié)助下，對職官制度作了改革。宰輔制度恢復了唐三省制規(guī)模，以尚書左、右仆射為宰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之職，右仆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之職，借以發(fā)揮中書揆議、門下審復、尚書承行的職能，實際上權(quán)歸中書。同時，參知政事改稱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和尚書左、右丞。同年八月下令，凡省、臺、寺、監(jiān)領空名者一切罷去，使各機構(gòu)有定編、定員和固定的職責；許多機構(gòu)便或省或并，如三司歸戶部和工部，審官院并于吏部，審刑院劃歸刑部。過去“官”僅用以定祿秩、序位著，此次改革，一律“以階易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共為二十五階（宋徽宗時包括選人共三十七階），此后升遷、俸祿等都按新定的《元豐寄祿格》辦理。神宗改革職官制度時，沒有征詢王安石的意見，改制后，行政效率沒有提高，比過去還顯得拖沓，神宗有些后悔。但由于冗員和冗散機構(gòu)的裁撤，節(jié)省了兩萬緡的開支，神宗又頗感安心。

　　神宗元豐三年（1080），置詳定官制所，制定《寄祿格》，雜取唐及宋初舊制，以原散官開府儀同三司等定為二十四階，用以取代原寄祿官中書令、侍中等等，以階易官，用為確定官員傣祿及升降品級標準。成新寄祿官，而原寄祿官之朝廷各機構(gòu)正官依其官稱主管本部門事務，官稱與實際職務相符，成職事官。次年，又定新選格，改革銓選制度，授官銓注，皆歸吏部，并規(guī)定凡除授職事官，皆以寄祿官品高下為準，五年，仿唐六典所載官制，頒三省、樞密院、六曹條制，依新制任命三省長官實行新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