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慶初年的農民起義。最早參加者多為白蓮教教徒。始爆發于川楚陜邊境地區，后波及川、楚、陜、豫、甘等省，歷時九載，是清代前期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戰爭。

　　川楚陜三省邊境地區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帶，歷來為被迫離開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1772、1773），川、楚兩省饑民來此覓食者達數十萬。加上來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總數不下百萬。該地土壤瘠薄，氣候惡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還需受雇于木廂廠、鐵廠、紙廠，獲取微薄工錢，方能生存。他們不僅受地主、廠主的剝削，還要受差役、訟棍的勒索，生活極為艱難。絕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蓮教傳播的對象。

　　白蓮教是明清時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無生老母”與“彌勒佛”，以“真空家鄉、無生老母”為八字真訣，使人們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對于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力圖擺脫現世的流民來說，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從者日眾。

　　乾隆后期，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并土地。人口激增、耕地不足，導致糧價猛漲，饑民日眾。加以封建統治階級生活奢侈，貪官污吏橫行，人們不滿和反抗情緒日增，白蓮教的宣傳也隨之增加了反抗現實的內容。乾隆三十九年，教首樊明德在河南向教徒提出已到“末劫年”，將要“換乾坤，換世界”。稍后，劉松、劉之協、宋之清等在湖北、四川、安徽等地傳教時，又提出“彌勒轉世，當輔牛八”（牛八即朱字拆寫，暗指明朝后裔），宣稱“黃天將死，蒼天將生”，入其教則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災厄。入教后，“教中所獲資財，悉以均分”，習教之人，“穿衣吃飯，不分爾我”，“有患相救，有難相死，不持一錢可周行天下”等。這種宣傳既符合小生產者平均、平等和互濟互助的要求，又滿足了他們反抗求生的愿望。因此，到乾隆末年，白蓮教已發展成一支強大的勢力，并醞釀舉行武裝起義。

　　乾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白蓮教首，秘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慶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讓教徒制備刀把火藥。白蓮教的迅速發展和其反清內容，引起了清政府的嚴重不安，遂下令大規模搜捕白蓮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則以查拿邪教為名，行敲詐勒索之實。“不論習教不習教，但論給錢不給錢”，“不遂所欲，即誣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為口號，號召教徒奮起反抗。嘉慶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帶首領張正謨、聶杰人等因官府查拿緊急，被迫提前舉義。長陽、來鳳、當陽、竹山等縣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陽地區的教徒，在王聰兒、姚之富等率領下，按原定日期起義。各路起義軍，互不相屬，各自為戰，所據山寨或縣城，多被清軍各個擊破。唯有襄陽起義軍采取流動作戰的策略，力量迅速壯大，成為湖北起義軍的主力。在湖北白蓮教起義影響下，四川各地的白蓮教徒也紛紛響應。九月，達州教首徐添德，東鄉（今四川宣漢）教首王三槐、冷天祿等皆各率眾起義。

　　二年初，襄陽起義軍又開始了大規模流動作戰，轉戰于湖北、四川、河南、陜西，后分三股進入四川。清軍只尾隨其后，疲于奔命。七月，四川起義軍被清軍圍困，襄陽起義軍趕到解圍，在東鄉與四川起義軍會師。各路起義軍按青、黃、藍、白分號，設立掌柜、元帥、先鋒、總兵等職。然而，小生產者固有的分散性與保守性，使起義軍并未真正聯為一體，各股仍然各自為戰，分散行動。

　　三年三月，襄陽起義軍在湖北鄖西被清軍包圍，首領王聰兒、姚之富跳崖犧牲，余部仍繼續斗爭。四川起義軍也受到重大損失。但在嘉慶五年三月以前，起義軍處于發展、壯大階段。起義軍因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所到之處，“有屋舍以棲止，有衣食、火藥以接濟，有騾馬芻草以奪騎更換”，且有各地教徒“為之向導負運”，多次重創清軍，嘉慶五年四月四川江油馬蹄岡戰役以后，起義始轉入低潮。人數從十幾萬減至幾萬人，許多重要將領相繼犧牲。清政府的“堅壁清野”與“寨堡團練”之策，已逐漸推廣并發揮作用。通過筑寨堡、并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將民間糧秣給養充實其內，又訓練丁壯，進行防守，從而切斷了起義軍同人民間的聯系，使之無法得到糧草與兵源的補充，力量日漸枯竭。嘉慶六年下半年，起義軍活動基本上只限于川楚陜邊境地區，轉戰在萬山老林之中，人數已不超過兩萬四千，而圍剿的清軍，則十倍于此。起義軍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戰斗，至九年九月，起義終告失敗。

　　白蓮教起義軍在歷時九年多的戰斗中，占據或攻破州縣達二百零四個，抗擊了清政府從十六個省征調來的大批軍隊，殲滅了大量清軍，擊斃副將以下將弁四百余名，提鎮等一、二品大員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費軍費二億兩，相當于四年的財政收入。這次起義使清王朝元氣大傷，此后清王朝的統治逐漸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