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隨著清政府推行“新政”，資產階級愛國運動和革命運動的興起，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政治代表也積極行動起來，重新議論起開國會、立憲法的問題。他們認為要發展資本主義，就必須改良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組織，開國會、立憲法，實行君主立憲。只有這樣，才能“安上全下”，即緩和階級矛盾，消弭革命，抵御外侮，爭得資本主義發展的有利條件，并使本階層獲得參政的權益，保障自身的經濟利益。這樣，要求實行君主立憲，就成了這一時期改良派的政治綱領及其活動的中心內容，故改良派也被稱立憲派。為此，他們開展了一場延續八九年之久的立憲運動。立憲派又分為海外和國內兩個部分。海外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戊戌變法失敗，他們受清政府通緝，成為“國事要犯”，在國內無立足之地，逃往國外，在華僑中建立保皇會，宣傳保皇、立憲，反對革命，在國內外有相當的影響。這部分人也被稱為保皇派。國內以較大的商辦企業主、商辦路、礦公司的主持人以及與他們在政治、經濟上有聯系的知名人士為代表，如大生紗廠和通海墾牧公司的主辦人張謇、浙江鐵路公司總理湯壽潛、湖北鐵路協會首腦湯化龍、首倡湖南“鐵路股東會”的譚延？等，都是立憲派里聲名顯赫的人物。同身居國外的立憲派比較，他們有較強的政治、經濟實力，是國內立憲運動的發起者和組織者。立憲運動的醞釀，起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這一年，廣西會黨舉起了反清義旗，同時又先后發生了“拒俄”、“拒法”運動和《蘇報》案事件，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也得到迅速的發展。在此形勢下，“立憲之說以起”。接著，日俄戰爭和三十一年的俄國革命，又給立憲派的要求提供了最新的例證。從此“立憲之聲，洋洋遍全國矣”。在立憲派的鼓動下，一部分漢族官僚出于同滿洲貴族爭奪權力的目的，也先后向清廷奏請立憲；他們并不屬于立憲派，但其活動卻壯大了立憲運動的聲勢。從此，立憲運動也就從醞釀逐漸進入實行的階段。光緒三十二年七月(9月)，清政府正式宣布“預備立憲”。對此，立憲派歡欣若狂，認為多年來倡導的憲政終于有了實現的征兆。為了準備參與政權，立憲派在各地相繼建立起了自己的團體。在國外，康有為于三十三年二月(3月)改保皇會為國民憲政會；九月梁啟超在日本東京成立政聞社。在國內，有江浙地區的預備立憲公會、湖北的憲政籌備會、湖南的憲政公會、廣東的自治會等。這些團體的共同目標，就是要求清政府召開具有制定法律、監督政府職權的國會，建立有實權的責任內閣。可是，通過清政府的官制改革，他們很快發現，清廷并無立憲的誠意，只不過是“假立憲之名，以行專制之實”。為了迫使清政府真立憲，立憲派聯合起來，采取“匍匐都門，積誠馨哀”的方式，舉行了輪番的國會請愿，把立憲運動推向了高潮。首先提出國會請愿問題的是憲政講習所的實際主持人楊度。光緒三十三年秋，憲政講習所的主要成員領銜給清廷上了第一份要求速開國會的請愿書。三十四年，全國各省的立憲派陸續派代表入京請愿；一些留學生、海外華僑以至清廷的駐外使節、官僚也紛紛電請或奏請開國會。一時全國上下，形成了一股要求速開國會的高潮。對此清政府在采取查禁政聞社的嚴厲措施、壓制立憲派的請愿的同時，繼續玩弄騙術，許諾定期九年召集國會，公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和“九年籌備清單”。此后各省立憲派都投入籌開咨議局的活動，請愿運動遂暫告沉寂。宣統元年九月(1909年10月)，各省咨議局同時開幕，立憲派取得了合法活動的講壇，決定以咨議局為陣地，再度發起國會請愿。同年底，江蘇咨議局議長張謇召集16省咨議局代表在上海開會，決定組成赴京請愿代表團。元年十二月初六(1910年1月16日)“請愿國會代表團”33人向都察院呈遞請愿書，要求一年內即開國會。清政府以“籌備既未完全，國民知識程度又未畫一”為理由，予以拒絕。第一次請愿失敗后，請愿代表團遵照“誠不已，則請亦不已”的方針，立即部署第二次請愿。他們在北京組織國會請愿同志會；在各省召開大會，募集捐款，征集簽名，推選入京代表。據說各省參加簽名請愿的竟達30萬人之多。在此基礎上，宣統二年五月初十，請愿代表以全國各種社會團體名義向都察院遞了10份請愿書，結果又遭到拒絕，清廷并警告立憲派“毋得再行瀆請”。第二次請愿失敗，立憲派“決為第三次準備，誓死不懈”。七月各省咨議局聯合會在北京召開，決議向即將開會的資政院提出要求速開國會的提案。九月資政院開會后，立憲派正式發動第三次請愿；資政院通過請求速開國會的提案；各省督撫也聯電軍機處，提出速開國會和建立責任內閣的要求。在各方面壓力下，清政府被迫允許縮短“預備立憲”的期限，將九年改為五年，在國會召開前兩年先成立新內閣，同時下令遣散各地請愿代表。這時，以張謇為代表的江、浙上層分子決定奉命停止請愿，其它各省仍然要求再縮短預備期限，但步調已不一致，無法組織起統一的行動。十一月奉天省(遼寧)第四次請愿代表啟程赴京，天津學界群起響應。清政府感到形勢緊迫，即下令將正在北京活動的東三省請愿代表押送回籍，接著又下達鎮壓學生請愿活動的命令，并將天津學界請愿活動的組織者溫世霖遣戍新疆。至此各省立憲派代表紛紛失望而去，各地請愿活動被迫停止。在民主革命運動蓬勃發展的新時期，改良派反對革命，堅持君主立憲，是違背歷史潮流的。但他們掀起的立憲運動在客觀上也具有揭露清政府、啟發人們的民主覺悟的作用；而立憲派在對清政府絕望后，也相繼尋找新出路，成為革命派推翻清朝封建帝制的同盟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