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群眾性的反帝愛國運動。它是中日甲午戰爭后中國人民反瓜分、反侵略斗爭的發展，又是長期以來遍及全國各地的反教會斗爭的總爆發。西方國家直至今天仍然以”拳民暴亂”(Boxer Rebellion) 稱呼整個義和團及八國聯軍事件。

　　義和團的興起 義和團原稱義和拳，是長期流行于山東、直隸（約今河北）等地的許多民間秘密結社中的一種。雖然這個秘密結社重在“拳”而不在“教”，但清政府歷來把它當作“拳教”加以查禁，使它難以發展。甲午戰爭后，德國占領膠州灣，強劃山東全省為其勢力范圍；外國教會亦在山東擴展勢力，縱容、包庇不法“教民”（即中國教徒），遇有民教涉訟事件，它們往往出面干預，脅迫地方官袒教抑民，作出不公正的判決。群眾對教會積恨成仇，各地反教斗爭接踵而起（見教案）。義和拳遂成為反對外國侵略勢力的重要組織形式。

　　1898年10月（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山東冠縣義和拳以閻書勤為首，聯合直隸威縣趙三多等，聚眾燒毀紅桃園教堂，占領犁園屯，震動了魯、直兩省的毗連地區，成為義和拳反帝斗爭興起的訊號。次年10月，朱紅燈、本明和尚為首的義和拳在平原縣杠子李莊、森羅殿等處，與地方營隊戰斗，促進山東許多州縣反侵略斗爭的迅速發展。12月，直隸南部棗強縣以王慶一為首的義和拳開展反教會斗爭；冀州開元寺武修和尚亦率眾焚毀景州蘇古莊等處教堂。山東、直隸兩省毗連地區的反教斗爭連成一片。

　　山東義和拳開展反教會斗爭后，當地傳教士要求清政府嚴加鎮壓。山東巡撫張汝梅則建議清政府改義和拳為團練，以便控制，并將義和拳改名為義和團；毓賢繼任山東巡撫后，企圖瓦解分化義和拳，采取“分別良莠”的辦法，對參加義和拳的一般群眾稱為良民，默許他們設廠練拳，對武裝反抗的人則誣蔑為“匪徒”，捉拿懲辦。張汝梅、毓賢的計劃雖未達到預期目的，卻有利于義和拳的發展。山東各地大刀會、紅拳會以及其他秘密結社的成員和一般群眾紛紛參加義和團，使其成為具有廣泛群眾性的“滅洋”團體。

　　義和團的主要參加者是處于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貧困和愚昧使他們的反抗斗爭只能沿襲過去農民起義利用秘密結社的辦法，采取設立神壇的方式發展組織，操練拳術，吸引群眾。義和團分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等八門。其中乾字號（以黃布為標記）和坎字號（以紅布為標記）力量最大（有些地方出現“中”字號）。但各個字號之上以及每個字號本身都沒有統一的組織和集中的領導。義和團的基層組織是壇，又稱壇場或拳廠，是敬神、練拳、聚會、議事的場所。有的地方幾個或更多的壇口之上有總壇口，它們之間也無統屬關系。義和團的首領一般稱為大師兄、二師兄、三師兄，也有稱總大師兄和祖師的。各壇口往往各自進行分散的斗爭，但當需要聯合行動時，即使數百里外，也派人接應，義和團參加者絕大部分是農民，其次是手工業者、舊式交通運輸工人、和尚道士、散兵游勇，也有少數封建知識分子、中小地主和官吏，還有地痞、流氓卷入。義和團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用畫符念咒、請神附身等“術法”動員群眾，廣泛宣傳“持符念咒、神靈附體”來鼓舞斗志。他們信奉的神祇除佛、道以外，還有小說、戲曲、民間故事中的神怪和人物。義和團散發各種傳單、揭帖，以樸素的語言和歌謠形式，進行驅逐侵略者、保衛國家的宣傳。同時這些傳單、揭帖中也帶有迷信落后意識和盲目排外的情緒。

　　早在1898年反教會斗爭興起時，義和團就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這個口號在初期曾吸引廣大群眾參加，壯大了義和團的聲勢，但同時也反映了義和團對清政府的模糊認識，以至后來因此受統治者的欺騙利用，最后被出賣。

　　清政府對義和團的“剿”與“撫”義和團在山東反侵略斗爭的發展，引起帝國主義者的恐懼和仇視，他們指責地方官吏沒有采取有力措施保護教士、教民，對毓賢尤為不滿。1899年12月初（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美國公使示意清政府由武衛右軍統領袁世凱為山東巡撫，以便統帶所部新軍鎮壓反教群眾。清政府接受了這項無理要求。袁世凱就任后，把鎮壓義和團當作主要任務，發出布告稱義和拳“向干例禁”，要群眾“傳送首犯”，隱匿不報者作為窩主治罪。他命令各屬懸賞購緝義和團，并派道府大員督同營隊四出攻剿。在袁世凱的鎮壓下，在黃河北岸領導斗爭的義和團首領王玉振、王立東、孫洛泉等先后被捕殺，山東義和團實力遭到重大摧殘。

　　從義和團運動興起時起，清政府官員在對待義和團問題上，一直存在著主“剿”和主“撫”兩種不同意見。前者認為義和團源自白蓮教，必須嚴加取締，堅決鎮壓，以防止事態擴大；后者認為對義和團采取高壓政策，很可能對清朝統治帶來嚴重危險，主張實行“招撫”，加以操縱利用。這兩派意見交互影響清政府，使它舉棋不定，對義和團的鎮壓忽松忽緊。1900年1月11日（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即袁世凱就任山東巡撫后半個月，清政府發布一道諭旨，命令各省督撫嚴飭地方官，在辦理教案時，必須實行區別對待的政策，“只問其為匪與否，肇釁與否，不論其會不會、教不教”。這表明清政府采納了主“撫”派的意見。各國駐北京公使對這道諭旨反應強烈，斷定清政府有意縱容義和團。法、美、德、英等國公使會商后，于1月底發出照會，要求清政府全面鎮壓義和團。3月上旬，他們又脅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如果中國不接受要求，各國公使將報請本國政府派軍艦來華，實行武裝干涉。清政府于是又頒布諭旨，命令直隸、山東督撫出告示嚴禁義和團。清政府的態度反復，同當時國內局勢有關。戊戌政變后，慈禧太后再次主政，幽禁光緒帝（即清德宗載湉），主持、擁護變法的官員或死或逃，或被革職監禁，統治力量因分裂而更加虛弱。當義和團開展反侵略斗爭時，中國正面臨被瓜分的嚴重危險，因此清政府對鎮壓義和團不能不有所顧忌。清政府利用義和團，還同統治集團內部權力斗爭和廢立問題有關。端王載漪、軍機大臣剛毅等頑固派，力圖廢黜光緒帝，擁立載漪之子溥即位，以鞏固權位，但得不到外國公使的支持。載漪等人計劃受挫，蓄意進行報復。他們看到義和團反帝斗爭的巨大聲勢，又相信義和團的“法術”，幻想利用群眾斗爭來實現奪取皇位的目的。

　　清政府在“剿”與“撫”之間的徘徊，導致義和團在受挫于山東后，又將反教斗爭轉至直隸地區。當地官員對此雖十分驚恐，卻不敢貿然進行武力鎮壓。義和團因此迅速發展。當清政府下諭旨明令在直隸嚴禁義和團后，直隸總督裕祿才調淮軍右翼統領梅東益所部六營及武衛前軍邢長春馬隊兩營到冀州、深州、河間等地鎮壓。義和團避實就虛，轉向西北，勢力大振。清軍疲于奔命，顧此失彼。裕祿驚呼“燎原大禍，恐在目前”。5月22日，淶水義和團會同安肅、定興拳眾，在石亭地方設伏，擊斃淮軍副將楊福同及清軍多人。裕祿急調武衛前軍楊慕時所部三營到蘆保鐵路沿線，又派武衛前軍統領聶士成親率所部到楊村、豐臺實行鎮壓。義和團為阻止清軍調動，破壞蘆保鐵路和電線。27日義和團進駐涿州城，“城頭上萬頭攢動，刀矛林立”，“老團、新團，時出時入，常有一萬余人”，接著又破壞涿州到長辛店鐵路沿線的車站、橋梁，逼近北京。義和團的空前發展，已使清政府既無決心、亦無可能在短期內將其鎮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