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頒布《昭示奸黨錄》，刊印多冊，發往各地，曉諭臣民，以此為戒。胡惟庸案至此才算告一段落，前后遷延近十年。

　　朱元璋如此煞費苦心，興此大案，究竟是何用意？

　　廢相的借口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設有宰相制，宰相都稱為丞相，當時丞相共有左、右二員，左比右大，分任左、右丞相的是李善長和徐達兩人。

　　朱元璋即帝位后，逐漸感到帝權與相權的沖突，唯恐臣下權力太大，會導致元末“宰相專權”、“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有鑒于此，幾次設法試圖調整，以加強皇權。最早被殺的是中書左丞相楊憲。楊憲于洪武二年九月入為中書右丞，洪武三年李善長病休時，便實際操縱中書省大權，升為左丞。他玩弄權術，陷害同僚，“市權要寵”，很快被朱元璋殺死。

　　接著是右丞相汪廣洋被殺。朱元璋鑒于李善長權力過大，威脅帝權，于是在撤換李善長后，最初選中了汪廣洋接替李善長的相位。汪廣洋遇事小心謹慎，又以“廉明持重，善理繁劇”而著稱。

　　洪武六年，胡惟庸進入中書省，與汪廣洋共任右丞相。之后，汪廣洋以“無所建白”貶為廣東參政。但是汪廣洋一離相位后，胡惟庸遇事專斷與李善長相比有過之無不及。況且李善長還借胡惟庸等人，遙執相權，勢力更甚于前。

　　汪廣洋被貶后，當然也不服氣，便暗中收集李善長的不法證據，于洪武九年(1376)與御史大夫陳寧，合疏參劾李善長有“大不敬”之罪。這當然正中朱元璋的下懷，于是洪武十年九月，朱元璋先升胡惟庸為左丞相，再調回汪廣洋為右丞相，以牽制胡惟庸，改變胡惟庸獨相的局面。

　　然而汪廣洋復相后，整日喝酒，并沒有起到應有的牽制作用，反而事事調和，公事“惟以他官剖決，不問是非，隨而舉行”。這令朱元璋大為失望，又把他貶往廣南地區。即使這樣，仍未能平息朱元璋的怒氣，便又追加詔書，下令追到后，即將汪廣洋就地處死，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汪廣洋被貶殺。

　　由上可知，明初的丞相擅權不行，尸位素餐也不行，放權、抓權均無好下場。朱元璋對于相權的存在實際上已深為反感，他不能容忍相權過大，絕不希望有凌駕于眾人之上的權臣存在，廢相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胡惟庸的獨斷專行，使相權與皇權的沖突更為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常帶兵在外，汪廣洋只知飲酒吟詩，皇權與相權的矛盾尚不突出。但胡惟庸為相七年，擅權亂政，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權旁落，除了剪除別無選擇。

　　胡惟庸案實際是一個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這一個？

　　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為了限制丞相的權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關白”中書省。在此之前，凡是各地送給皇帝的奏章都要關白中書省，就是給皇帝一份，同時也要給中書省丞相送一份。接著，又令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這樣就大大削弱了中書省的權力。然而即使這樣，也還不能令朱元璋滿意。

　　于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接著就宣布裁撤中書省。丞相廢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朱元璋大權獨攬。秦、漢以來實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從此廢除，皇權得到進一步加強。稍后，朱元璋還宣布以后嗣君不許議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請者，處以重刑，并立為祖訓。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胡惟庸案就可明白，說胡惟庸獨斷專行確有其事，但謀反其實是子虛烏有，它只不過是朱元璋廢丞相的一個借口。胡惟庸被告稱謀叛時，證據并不充足，如果深究下去，胡惟庸可能不會被坐成死罪。因此朱元璋才迅速認定謀逆是實，即行殺掉，連告發的涂節也全不放過，只是為了死無對證，并可以借此另做文章。

　　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后，仍然能時時刻刻感受到李善長的威脅。李善長為功臣之首，雖已退位，但勢力還很大，加之與胡惟庸的姻親故舊關系，始終令朱元璋耿耿于懷。為了鞏固帝業，就必須徹底消除這一隱患，因而胡惟庸案不斷升級。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虜南倭”，于是又為胡惟庸添上了一個“通倭通虜”的罪名，就是說他勾結蒙古和日本，企圖謀反。但是據吳晗先生《胡惟庸黨案考》，通倭通虜都是“莫須有”的罪名。胡惟庸事件正像一個傳說中的故事，時間越長，故事的范圍便越擴大。到后來胡惟庸東通日本高麗，西通卜寵吉兒，南通三佛齊，北通沙漠，東西南北諸夷，無不與胡惟庸叛逆案發生關系。朱元璋在殺胡惟庸若干年后又給他加上這些謀逆罪名，是想借胡案興起大獄來誅殺文武功臣，以防功臣們日后威脅朱姓子孫。平心而論，胡惟庸的被殺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謂的“胡黨”卻未免牽強附會。胡惟庸案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認為心懷怨望、行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開國功臣李善長也最終被牽連進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