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誓約在北宋歷代執(zhí)行得相當嚴格，如大臣盧多遜和丁謂圖謀皇位，也僅流放了事。在北宋后期的激烈黨爭中，大批反變法派流放嶺南，變法派章惇、蔡卞制造冤獄，確實想將他們定為“大逆不道之謀”，而置于死地，但宋哲宗說：“已謫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宋史》卷200《刑法志》)只有在宋欽宗時開了殺戒。宋徽宗認為宋欽宗誅斬王黼、朱勔、童貫等人“不祥”，故命曹勛傳話，要宋高宗引以為訓(xùn)。

　　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這是宋朝政治冤獄和文字獄最濫，正直士大夫受禍最烈的一代，主要也僅開三次殺戒：第一次是殺張邦昌、宋齊愈等降金媚敵者，第二次是殺害直言敢諫的名士陳東和歐陽澈，第三次是殺害岳飛、張憲和岳云。秦檜得勢之后，睚眥必報，殺心極重，但畢竟受到了皇帝的羈束，而在大部分場合下，皇帝也仍受宋太祖誓約的羈束，對許多正直士大夫的重懲，也就是流放嶺南或海南島。

　　南宋第二個權(quán)臣韓侂胄得勢時，“坐偽學(xué)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但也僅是貶竄了事。為時不久，“偽黨之禍寖解”，并未開殺戒。后韓侂胄在政變中被殺，宋寧宗最初并不知情。后有詔斬其同黨蘇師旦，才開了殺戒。蘇師旦原是“平江（府）之胥吏”，又當韓侂胄之“廝役”，屬武官，在宋人眼里不算士大夫。第三個權(quán)臣史彌遠為人陰鷙，他以謀反的罪名，殺害了武學(xué)生華岳和濟王趙竑，但對許多名士，也僅是設(shè)法將他們逐出朝廷，外任地方官。第四個權(quán)臣賈似道，對政敵和名士，“小忤意輒斥，重則屏棄之，終身不錄”，也未開殺戒。賈似道最終流放到漳州，在木綿庵被縣尉鄭虎臣“拉殺”，即擊殺，并非出自宋廷的命令。宋廷明令斬殺的，只有其幕僚翁應(yīng)龍。

　　由此可見，陳公輔的說法是符合史實的。后世認為宋政“寬柔”，從政治文明的角度看來，宋太祖的秘密誓約確是體現(xiàn)了“寬柔”的積極方面。當然，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quán)的總體制下，此種政治文明的進步畢竟是有限度的，不可估計過高。特別宋高宗不顧宋太祖毒誓，親自下令的兩次屠戮，即使在中華古史上也是罕見的兇殘。

　　自宋以后的金、元、明、清以至更晚，在政治文明方面的倒退，則是顯而易見的。皇帝的專制淫威不斷強化，政治過程的殘暴化，動輒迫害和誅戮，草菅人命，反而被視司空見慣。從珍視人命的現(xiàn)代人權(quán)和文明理念看來，這是理應(yīng)被批判、譴責(zé)而唾棄的歷史罪惡傳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