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中寫道：明朝末年日益惡化的通貨膨脹可能正是白銀進口長期不足的嚴重后果之一。在長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區，通貨膨脹導致谷價暴漲，給當地城鎮居民帶來了極大災難。1635年至1640年白銀進口量驟減期間，由于國際絲綢貿易萎縮，浙江北部的湖州等絲綢產地迅速衰落。與此同時，罕見的自然災害席卷中國大地，接連不斷的饑荒，伴隨著蝗災和天花，導致人口大量死亡。經過這場浩劫，晚明的人口總數大幅度下降。中國人口的嚴重下降恰恰與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同時發生，僅這一點便足以使歷史學家們相信，中國也被卷入了17世紀那場困擾著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機。

　　三吳一向為出口貿易區的中心地帶，亦為國賦之重點，此刻已因外貿受阻及災荒頻仍而無暇自顧，因白銀流入而獲得的利益亦大打折扣。宋明以來，國家財賦“取諸東南，用之西北”的傳統做法也受到挑戰，蓋“東墻”既已窮絀，何以補綴“西墻”?所以，崇禎困坐深宮，成天為餉銀發愁。雖然白銀進口的驟然減少，使明朝的經濟重地遭受重大打擊，而且使明朝的財政進一步惡化。但白銀進口的驟減只是明朝經濟崩潰的導火索而已，并不能使明朝這一偌大的帝國崩潰。畢竟推翻明朝的農民起義是在帝國的西北而不是東南爆發。那么，西北的農民起義爆發與白銀有何關系呢?

　　農民起義爆發的原因很多，如天災、官逼民反、生態環境等，但人們往往忽視了白銀對西北的嚴重傷害。明朝時，白銀的主體從南方流入京師，從京師流入東北邊防，又從東北回流南方。作為傳統的粟麥作物區，西北缺乏原棉和生絲，而中國正是用絲綢和瓷器去換國外的白銀。這樣，處于市場邊緣的西北、山東半島等地成了白銀所灌溉不到的蠻荒地帶。“一條鞭”法實施后，把國家稅收折合為白銀來征收，這使農民陷入了任人宰割的被動局面，即使車收之年也難免兇厄，“為納糧不得不以谷易銀”。“豐年而賣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嘗有也。今來關中，自鄂以西至于岐下，則歲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何以故?則有谷而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顧炎武亭林文集》)豐年都得鬻妻賣子，稍遇災荒便難以活命，如此，明末農民起義爆發在西北就絕非偶然了。

　　白銀還導致了明末空前的糧食危機，對白銀的追求和外向型的經濟極大地促進了明代的經濟和生產活動向著專業化、商業化，跨國、跨區域的方向發展，特別是在江南地區，如松江地區，隨著國內外對棉布需求的增多，越來越多的人改行從事全日制的紡織和棉布貿易。這本是一件好事，但卻對國家的糧食生產造成了重大影響，有著“蘇杭熟，天下足”美稱的江南糧食生產成了問題。17世紀40年代，即使是豐年，南直隸，浙江地區的人們也要靠出售生絲、原棉、棉紗和棉布來購買糧食，“一條鞭”法實施之后，還要用銀兩來繳納賦稅和地租，償還貸款。而在交通運輸手段比較落后的時代，糧食生產的區域化和市場化很容易造成糧食危機。這樣一來，由天災造成的糧食短缺的問題因糧食的市場化被大大放大了，那些市場化最徹底的富裕地區根本無法抵御糧食危機，因為這些地區不生產糧食，糧食要跨區域去買。因此，富裕的江南地區遭受打擊最為嚴重，1640年左右，蘇州地區每斤大米的價格升到了100個銅錢，大批人餓死，許多豪宅低價出售而無人問津。

　　大量的白銀流入給明朝帶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帶來了挑戰。而明朝面對白銀提出的挑戰只是消極被動地接受，忽視了貨幣安全和糧食安全，最后資本主義萌芽沒有好好發展起來，反而使帝國走向了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