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２６日早晨，戴奇和另一個小組即將由洛里昂潛艇基地登上潛艇的前兩天，卡普爾發給了他們一筆數目可觀的活動經費。當戴奇把錢往箱子里裝時，突然發現，這是一些９年前就作廢了的鈔票！這一錯誤很快糾正了，他們得到了合法的鈔票。但戴奇心中的懷疑和不安卻加深了：既然諜報局的頭頭們連這樣的錯誤都會犯，那么，他們又能干出什么聰明事呢？把自己交給這樣的人，不是太冒險了嗎？

　　帶著這種心情去從事間諜破壞活動是不可想象的。他們很順利地上岸了，只碰到一個海岸警衛隊員，他們最終成功地將自己消失于人群之中。但實際上，當戴奇在濃霧中踏上阿曼甘塞特海岸時，他為第三帝國服務的決心卻像春日陽光下的積雪一樣，迅速地融化了。

　　也因此，他沒有按照特工工作的慣例弄死那個海岸警衛隊員——這個人是幸運的，他碰到的是戴奇而不是別的特工，他甚至還得到戴奇強行塞給他的一些錢！６月１４日晚，經過一天的考慮之后，戴奇終于下決心在紐約克林頓總督旅館房間里打了那個電話。戴奇的行動比較謹慎：他在紐約逗留了４天，一直等到他認為“帕斯陀雷斯行動”的第二個小組在佛羅里達海岸登陸并隱蔽起來之后，才前往華盛頓聯邦調查局總部。

　　戴奇一直講述了整整兩天，他激動不安，神經質地顫抖著。他毫無保留地談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情況，這些情報具有重大的價值。他談到，德國的潛艇在遠遠超出盟軍深水炸彈射程之外活動著。他詳細描述了德國的社會政治、經濟和軍事形勢，敘述了卡普爾和他的訓練學校，“帕斯陀雷斯行動”計劃以及行動的兩個小組成員的情況，還開列了他們有可能與之聯系的美國人的名單和住址。

　　根據戴奇提供的情況，聯邦調查局很快捕獲了其他７名“帕斯陀雷斯行動”小組成員。羅斯福總統專門指派了一個軍事調查特別委員會審理此案。經過特別法庭的審查，被告和律師的辯護被駁回。

　　戴奇和他的７名同伙被判觸犯了戰時法律。戴奇被判３０年監禁，同伙伯格——他事先知道戴奇準備去告密，但未加阻止——被判無期徒刑，其余６人均被電椅處死。納粹德國情報局精心策劃的“帕斯陀雷斯行動”就這樣流產了。

　　１９４８年４月，杜魯門總統下令特赦戴奇和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