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別署宇同。1909年5月出生于北京，原籍河北省獻縣。父親張濂，光緒（1903年）進士，授職翰林院編修。長兄張崧年是中國現代哲學家，對張岱年的學術道路選擇產生了直接影響。1928年，張岱年考入清華大學，旋即退學，又報考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被錄取。1933年大學畢業時，因發表學術論文多篇，被清華大學哲學系聘為助教，從事哲學專業的教學工作。“七·七”事變以后，清華大學南遷，他滯留北京，閉門著書。1943年任教于私立中國大學，聘為哲學講師。抗戰勝利后，1946年清華大學復校，回清華大學哲學系工作，1951年晉升為教授。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調整，調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一直從事中國哲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張岱年的學術研究主要分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哲學史的闡釋；二是哲學問題的探索；三是文化問題的研討。在不同的時期，各有不同側重。

　　在中學時期，張岱年就立下了學術救國之志，深入研究古代哲學典籍。大學期間，在張崧年的指導下，他大量研讀英國哲學家羅素、摩爾、懷特海的哲學著作，分析哲學的方法和理論成為張岱年的方法和思想的重要來源；同時，張岱年閱讀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的唯物主義哲學的譯著，認識到“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是當代最有價值的學說”。

　　在二十至三十年代中期，先后寫了《先秦哲學中的辯證法》、《秦以后哲學中的辯證法》、《顏李之學》、《中國元學之基本傾向》、《中國思想源流》、《關于新唯物論》、《辯證唯物論的知識論》、《辯證唯物論的人生哲學》、《譚理》等重要哲學論文，第一次系統梳理了中國古代哲學的唯物論思想，闡發了中國的辯證法思想，顯揚了中國人本思想，而且做出了以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點解釋社會人生的嘗試。受張崧年“列寧、羅素與孔子，三流合一”思想的影響，張岱年提出了文化綜合創新的思路：今后哲學一個新路，當是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于一。在方法上，將唯物辯證法與形式邏輯的分析方法綜合起來；在理論上，將現代唯物論哲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的優秀傳統結合起來。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中華民族正值生死存亡之機，“應付此種危難，必要有一種勇猛宏毅能應付危機的哲學。此哲學必不是西洋哲學之追隨摹仿，而是中國固有的剛毅宏大的積極思想之復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學或新墨學的形態，而是一種新的創造。”1935－1936年，張岱年寫成五十萬字的《中國哲學大綱》，以哲學問題為綱，分別敘述其源流發展，以顯出中國哲學的系統條理，其較高的學術品位為學界所公認，至今仍是中國哲學專業的必讀書目。1942－1944年間，以振奮民族精神為己任，先后著成《哲學思維論》、《知實論》、《事理論》和《品德論》等書稿，分別論述了對立統一規律、形式邏輯定律、唯物論和人生觀，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個完整的哲學結構。

　　新中國成立后，他除了講授馬列主義基礎課外，繼續講授中國哲學史。教學之余，先后寫出《張載——中國十一世紀唯物主義哲學家》和《中國唯物主義思想簡史》兩書。粉碎“四人幫”后，先生重執教鞭，并開設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課程。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除了部分舊著再版外，先后出版了《中國哲學發微》、《中國倫理思想研究》、《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要論》、《玄儒評林》、《文化與哲學》、《中國文化與文化論爭》等著作，對中國哲學的研究，無論是人物，還是專題，都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

　　張岱年始終對文化問題感興趣，尤其是1984年后，他在文化的內涵、文化的民族性和普遍性、中國傳統文化、中西文化比較和建設新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積極的探索。他堅持以唯物史觀指導文化研究，既反對全盤西化，也反對保守主義，主張綜合中西文化之長，創造新型的中國文化。認為只有正確理解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才能具有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才能具備文化進步的基礎，同時還要看到中國文化在近代落伍了，必須吸取西方文化的先進成就，尤其是民主與科學。建設新文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離開了它，就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文化。張岱年把中華民族精神概括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即發揚自覺性、堅持前進精神，以和為貴、寬容博厚精神。這是中華文化優秀傳統的核心。張先生的文化“綜合創新論”，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