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1852—1932年），四川井研縣青陽鄉鹽井灣人。初名登廷，字旭陵，號四益；繼改字季平，改號四譯；晚年更號為六譯。這些名號的更改，反映了他的思想和經學的變化過程。他一生研治經學，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學術貢獻，并起到了一個融合古今中西各種學說，富有時代特色的經學理論體系，他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經學大師，在中國近代學術界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廖平出身于貧困之家，其父曾為地主放牧牛羊，傭工度日，后靠賣茶水為生。廖平自小就參加勞動。一次為茶客沏茶，水污客人衣服，受到呵責，遂感羞恥，頗思自立。他欲讀書識字，但家中負擔不起學費，于是從河溝捉魚送給私塾先生為整，并告以自己的求學愿望。先生認為孺子可教，遂得以從師就讀。廖平自知讀書機會來之不易，倍加珍惜，晝夜勤苦攻，讀，曾夜立于廟中神燈下讀書。成年后，仍勤學不倦。經過潛心鉆研，學業猛進，終于自立成才。

　　同治十M年（1873年）．張之洞簡放四川學政。次年舉行院試，張之洞對廖平很為賞識，錄取為第一，補縣學生（即秀才）。光緒二年（1876年），廖平再應科試，正場題“狂”宇，廖平以“用犬”之義解釋《論語》“狂涓”之文，以優等食凜蜞，調成都尊經書院肄業深造。廖平早年在家鄉接受的是來學那一套，受到張之洞獎掖尤其是進人尊經書院后，師人張之洞。張之洞治學宗文字訓貼的乾嘉漢學，廖平受其影響，感到來學空泛無實，不如文字訓沽之學，字字有意。于是從喜好宋學，轉而博覽考據。但是，廖平一生學術的基本方向，并沒有沿著張之洞所希望的方向發展。

　　張之洞離川后，治經講個文經學的《公羊》學的王向運主講尊經書院。松羊》學治經，不斤斤于文字訓詁、名物考證，主張透過文字之表，去探求其中隱寓著的微言大義，具有極大的靈活性。廖平經常向王運請業，漸受熏陶，又感到文字訓沽只不過是經學的枝葉、糟粕，他又從博覽考據轉向專求大義。自此，廖平一生的學術就基本上沿著這一方向發展了。光緒五年，廖平中鄉試第24名舉人。光緒七年，他始注《谷梁春秋》，次年成《谷梁集解糾謬》二卷和《公羊何氏解沽十論》。持古文為周公所創，今文為孔子所創之說，分別兩家的異同。廖平認為，經今文學派，尊崇孔子，主《王制》；經古文學派，尊崇周公，主《周禮》，可“同治中國”。兩家之分歧，在于禮制，于是著《今古學考》二卷，嚴于今古之分。其學多為前人未發之論，深造有得之言，這是廖平經學的第一變。

　　光緒十五年，廖平赴京應禮部春闈，會試成進士，朝考三等，欽點即用知縣。他以高堂親老，不欲遠出省外為由，請改教職，部銓龍安府（今四川平武）教授，歷署射洪訓導，綏定府（今四川達縣）教授，任中被劾免職。后繼任尊經書院襄校，嘉定（今四川樂山）九峰書院、資州藝風書院、安岳鳳山書院山長等職。在這段時期，廖平在經學觀點上，以為《周禮》出于王莽之時，有許多為劉歆迎合王莽之意而作。于是專主今學《王制》為孔子之學，古學《周禮》為劉歆亂之學．這是廖平經學的第二變。括張之相、梁啟超、錢穆在內的知名學者，均認為盡管康有為之書與廖平之書有本質不同，但康有為之書是受廖平之書啟發而成，當是一個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張之洞甚至認為康有力為廖平的嫡傳弟子，梁啟超為再傳弟子。

　　廖平經學第二變實已是以今文經學家的身份，來構建他的經學理論，而他的經學理論不是別的，乃是傳統的尊孔尊經理論。但是，在近代社會要講尊孔尊經，就得講出一點新名堂。于是，在經學第二變后，廖平又提出大統小統的經學第三變，人學天學的經學第四變，天人大小的經學第五變，用五運六氣解《詩》、《易》的經學第六變。所謂小統大統，是說孔子改制有兩種，一是適用方三千里的小九州的中國萬世法，以《春秋》為經，《王制》為傳；一是適用方三萬里的大九州的全球萬世法，以《尚書為經》、《周禮》為傳。所謂人學天學，是說孔子改制不惟有關于人的世界的法則，講六合以內的人事，見《春秋》、《周禮》；又有講六合以外天的世界的法則，見《詩》、賜》，《詩》講神游，靈魂游于六合之外，《易》講形游，形體游于六合之外。天人大小不過是對小統大統說與人學天學的糅合。所謂五運六氣，本是《黃帝內經》中的理論，系醫經，廖平以此為孔門《詩》、《易》師說。

　　廖平經學的后來幾變，不過是將孔經與孔子從中國的神化推廣到全球，再從全球推廣到宇宙。究其精神實質而言，殊無可取。但是，廖平在構建其經學理論時，取材又不限于經學。他是用今文經學的方法來建構理論的，而建構中不僅突破了今文經學的界限，同時還突破了整個經學的界限。古今中外，經傳諸子史冊，詩賦緯道佛堪輿術數，西方地理學天文學宗教等學說，都是廖平用來建構其理論的素材。因此，從廖平經學理論的內容來看，又與傳統經學有根本不同。為維護經學，反

　　廖平經學第二變有兩個相互聯系的基本觀點：一是尊今，即尊崇今文經學；一是抑古，即貶抑古文經學。尊今的代表作是《知圣篇》，認為松羊》學的素王改制說是經學的微言大義所在，但漢代公羊家只講孔子為漢制，遠未窮盡孔子改制的義蘊。他說孔子改制是垂萬世之定制，為中國立萬世法，只有這樣來理解素王改制說，才算懂得了“知圣”。抑古的代表作是《辟劉篇》（后改名《古學改》），提出古文經學起源于劉歆作偽，西漢哀平之前并無古文今學之說，《史記》、《漢書》關于衷平之前古文經學的材料，都是劉歆及弟子添竄的。

　　廖平此說一反平分古今之論，有許多臆斷之論，雖然在學術價值一t遠不如平分今古之論。但這一變卻通過康有為的影響而在社會政治方面發生了極大震動。因為廖平在光緒十五年的會試后，應張之洞之召，曾轉赴廣州。康有為、黃季度同訪廖平于廣雅書局，竟夕晤談，廖平向其示以《知圣篇》和《辟劉篇》。之后廖平又訪康有為于廣州安徽會館，再次談論。康有為遂本廖平之論，據《知圣篇》著作了《孔子改制考》，據《辟劉篇》著作了《新學偽經考》。這兩部為后來的維新變法進行張目并提供了思想基礎的書，影響極大，引起封建統治者的極大恐慌。雖然康有為一再否認這兩部書與廖平有關系，但包而建立了一個不同傳統經學的所謂經學體系，這就從反面無情地宣告了經學的終結。因此，廖平的經學不僅在經學史上有重大貢獻，而且在整個近代思想史上都有獨特的意義。

　　廖平后來在1898年與宋育仁、楊道南、吳之英等人在成都創辦《蜀學報》，宣傳變法維新思想。1911年擔任《鐵路月刊》主筆，鼓吹“破約保路”。四川軍政府成立，受聘任樞密院院長，后長四川國學院及任成都高等師范、華西大學教授，授課之余仍以治經為終生事業。他一生坎坷，屢遭誣低、夾擊，甚至革職查辦，先后歷經八次打擊，但他總是以換而不舍的精神，潛心著述，從不停筆。他一生著述近一百四十部，除經學著作外，兼及醫術、堪輿，撰有《四益館經學叢書》，后又增益為《六譯館叢書》。1932年，為聯系出版他的著作，擬親赴成都，不料走到樂山，忽發大病，隨行的兒子廖成勵等，馬上將他抬回井研，未及抵家，半途卒于河坎場，享年八十一歲。

　　大學者章太炎先生在為廖平所撰寫的《清故龍安府教授廖君墓志銘》中云：“以君學不純德，而行乎純儒。”“斯心燔經，不可以罪孫卿；慮也劫后，不可以誣高密。廖君之言多揚詡，末流敗俗君不與。”章太炎之言，恰如其分。廖平一生治經，腳踏實地，校勘、考據、辨訛是他的特長，而學術觀點在晚年雖有不少離奇之處，但在清末民初特定的時代和社會氛圍中，既無百家爭嗚，也不能百花齊放，更何況經歷的是八次重大打擊，其中有的并非是學術問題，而是人際、政治、派別之爭，正是曹丕《典論·論文》中“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的注腳。文人之氣，常常難以承受重壓，支撐得過去，從逆境中奮起的人不是很多。而能排除世俗，潛心于學術，能防于擾、抗于擾，最后終成大業者更少。廖平雖一身坎坷，屢遭排低、夾擊，而始終心堅骨硬，他應當是學人的良師，治學者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