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指子女對父母應盡的義務，包括尊敬、撫養、送終等等，是傳統社會的基本道德。從動物學上說，實質上是一種"反哺"的行為。

　　在我國，孝的觀念源遠流長，甲骨文中就出現了"孝"字，這也就是說，在公元前１１世紀以前，華夏先民就已經有了孝的觀念。至春秋時期，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是一位全面地系統地論述孝道的人，《論語》、《孝經》等書記載了孔子在這方面的大量言論。

　　《孝經》中，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親愛，莫善于孝"；"夫孝，德之本也"。孔子認為為人子女，孝順父母,是天經地義的法則，是人們應該身體力行的。可見孔子對孝道的看重與推崇。

　　在《論語·為政》里有幾位弟子向孔子問孝。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對子游的發問，孔子在這里突出了一個"敬"字，實是精僻。孟子也說："孝之至，莫大于尊親。"（《孟子·萬章上》）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色難"是指態度不容易做好。并不是有事子女來做，有好吃的拿給父母吃就盡了孝道。孔子再明確提出在孝順父母時，還要做得和顏悅色。而不應冷淡的一句"我來"、"吃吧"，這個態度問題主要還是在于為人子女者的孝心是否根于誠篤。明代袁采有言："人之孝行，根于誠篤，雖繁文末節不至，亦可動天地，感鬼神"（《袁氏世范》卷一）。這是反過來的說法。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父母唯其之憂"這句話的歷來有兩種解釋，一種是"還是想想你自己生病時，父母那種憂愁，擔心的心情吧！"言外之意，溢于言表。還有一種解釋為"為人子女者應盡量做到只有在自己生病時才會使父母憂愁，擔心。"這句話的深意在于：為人子女者除了因病使父母擔憂外，其它的一切不致于犯法，不出去惹事犯法，這才是孝。無可否認，也因為這種孝道的外延，封建統治階級從維護封建統治和宗法秩序的需要出發，大力提倡和宣傳孝道。

　　自秦代后，"不孝"被定為十惡大罪之一，不肯撫養甚至辱罵毆打父母或祖父母者，都要受訓官府嚴厲處治，甚至處以絞刑和腰斬。從正面來說，就是表彰孝子，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義傳》，能青史留名；前面說過"孝"本不是儒家專利，而是華夏民族固有的道德傳統，所以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前，漢王朝就提倡"以孝治天下"，選拔官員也把“孝"作為一個標準；唐朝時，參加醫學、算學、律學考試的人不用讀五經，但《論語》、《孝經》都不能不讀，類似現代大學的"公共課"；唐玄宗曾親自為《孝經》作注，《孝經》也是《十三經注疏》中唯一一部由皇帝注釋的儒家經典；清代康熙也極力提倡孝道，以便利于三百萬人能更好地統治四萬萬漢人……

　　誠然，儒家孝道也有時代局限性的陳舊觀念，夾雜封建性的糟粕——比如西漢經學大師董仲舒提出的"父為子綱"（指父親對子女有絕對權威），于今已絕對不適合我們這個人人平等的民主社會；又如"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我們在信息便捷的今天，已可以不必理會這句話，這是因為當時聯絡多有不便，也是社會生產力限制下的說法；再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也已不足取，我們是提倡男女平等的；還有關于"三年之喪"這個問題，四科中十哲之一的宰我就此事曾與孔子討論過，這位因為白天睡覺而被夫子斥為"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的學生認為，為父母服喪三年時間過長了，一年就可以了。無論三年，還是一年，這顯然是一種弊端較多的行孝方式，我們就無須效仿了。諸如以上孝說，到了今天，無疑均已過時，我們應毫不吝惜地拋棄或予以批判。

　　但是，經久以來，人們對孔子所提倡的孝道卻有著好多誤解。

　　一、古時的老百姓很少讀正史和子書，經學著作，就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這句在舊戲里，說書人口中出現率極為頻繁的根本違仁而悖義的邪說當做是孔孟思想，而且居然流傳至今。殊不知"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那根本不是孔孟儒學的本來面目。《孔子家語·六本》篇里記載著一個事例，大致是說：曾子犯了小過，斬斷了他父親曾皙以從吳國覓來的瓜種，曾皙一怒之下用鋤柄將曾子打昏了。曾子蘇醒后問父親："剛才我犯了過錯，您老教訓我，沒累著您吧？"之后回房彈琴而歌，好讓父親聽見，表示他挨打后沒有不適。孔子知道后批評說："一點小事，曾皙不該暴怒杖罰，而曾子不該委身以待杖罰，如果萬一為父打死，死的沒有道理，人們就會指責曾皙的不義，這是大不孝！"這段顯然是對所謂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說法的不攻之擊。

　　二、愚俗的邪說，固然可鄙，而最可惡的是硬把邪說之源歸結為孔孟的歪批。把孝當成是子女對父母百依百順也是錯誤的理解，是對孔孟觀點的曲解。《孝經》中曾參問孔子："兒女都聽從父母的指命，就是孝嗎？"但聽孔子道："這是什么話？這是什么話？父母有敢于跟自己爭論的子女，他們就不會陷于不義，所以父母有不對的言行，就應該與之爭論。聽從父母的指命，又怎能就算是孝？"

　　三、五四至今的人們，總是對古代的"割股療親"、"目連救母"的"愚孝"念念不忘，肆意菲薄。其實我們應該知道的，孝再愚，也還知道要去孝順父母，其過程雖有差池，其動機仍需褒揚。例如《二十四孝》所選孝行，事跡十分突出，故事情節生動感人，使人閱讀或聽講后容易留下深刻印象，而產生強烈的教育效果。該書在流傳過程中，曾經過許多"無名氏"作家的加工。這些"無名氏"作家各自從自己的價值觀、道德觀、歷史觀來塑造他們自己心中的孝子形象，因此一些孝行確實蒙上了迷信色彩和荒誕成分，這是因為由于人們非常熱愛和同情孝子，希望如《二十四孝題辭》序里所說"所求無不遂，所愿無不得"，孝子的孝心能夠得到有益的回報和完滿的結果。試問，如能認識到這一點，那么這樣的孝行何錯之有？

　　孝做為華夏民族固有的道德觀念，又經孔孟儒學的發揮，以及歷代帝王的提倡，孝道在古代確實是深入民心，難以動搖。佛教傳入中國，最后也不得不把"無夫無君"的教義改變為"忠孝"的說教；基督教傳入中國之初，也不得不改變"不能崇拜偶像"的誡條，允許信徒"祭祖".....

　　孝在眾德中（克己、愛人、惠、恕、孝、忠、信、讱、勇、儉、無怨、直、剛、恭、 敬、寬、莊、敏、慎、遜、讓等）的地位很高，有學者甚至認為儒家便是以孝為重點的學派或宗教，如胡適先生認為"孔子一系的思想演成‘孝'的宗教"（《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這點姑且不作探討。孝做為眾德之一，受著人類社會活動和人際關系中應當遵循之最高原則的"義"的節制，而成為美德，影響極為深遠。中國人之重孝道，幾乎成了區別于其他民族的最大特點。

　　至此，我們對孔孟所提倡的孝道應已有了初步的認識。是的，儒家講的孝道，已不僅僅是一種通過行為表現出的人倫道德，而且還是一種社會性行為，行孝者對社會公德負責，肩負著社會責任，孔孟儒學提倡這種孝道，毫無疑問是完全可以以肯定的。對于今天來說，也適合我們現代社會。

　　五四以來，我們雖都在提倡"尊老敬老愛老"，但是相對古時"孝"與"忠"并列成為中國古代民眾最講究最看重的兩大思想觀念來說，顯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事實上，現代的中國人"孝"的觀念已明顯淡薄了很多很多。如果長此以往又聽之任之的話，若干年后，又將是怎樣？細細尋思，我們是否有必要繼承我們所應該繼承的孔孟儒學所提倡的合理孝道，以使之符合當今的社會道德規范并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