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傳記文學》2001年第2期文章：我與經國號戰機（作者 郝柏村）

　　原編者按 郝柏村先生自撰回憶錄《將與相》，將于今年內出版，本刊今披露其中一章“我與經國號戰機”，請讀者先讀為快。

　　“安翔計劃”出籠

　　研發經國號戰機，統稱安翔計劃其下又包括了四個子計劃：

　　一、鷹揚計劃：飛機構型的設計；

　　二、云漢計劃：飛機引擎的研發；

　　三、天箭計劃：空對空導彈的研發，亦即武器系統的研發；

　　四、天雷計劃：空用雷達，射擊控制系統、飛行操控系統電子裝備的研發。

　　“我國”研發飛機起步于抗戰時期，空軍成立了航空研究院，來臺后改為航空發展中心，仍隸屬空軍總部，以空軍機械院校的畢業生為主要科技干部，僅能對飛機構型稍具研發能力，而現在需求的高性能防御戰機，包括飛機引擎、空對空主電子裝備（以空用雷達及火控系統為主），不是航發中心所能負擔的。所以，航發中心如不與中山科學院合并，安翔計劃根本無不實現。

　　而航發中心隸屬空軍數十年，認為并到中科院是降格，持有反對的觀念，這是歷史情感問題，無可厚非。

　　在溝通觀念后，民國72年1月5日我到臺中航發中心，宣達了改隸中科院的命令，才把研發高性能戰機的力量統合起來。

　　研發高性能戰機，英文名稱Indigenous Defense Fighter，簡稱IDF，意指本地生產的防御戰機，真是歷盡艱辛。我僅就政策層次加以說明，至于技術層次更無論矣，但非我所親歷。

　　尋求美國支持

　　要發展高性能戰機，首先必須獲得美國的技術支援，這是政府層次的問題。美國政府對外國的技術轉移，管制是很嚴的，任何一家飛機制造公司，未得政府許可，是不能技術轉移的。

　　美國既限于“八一七”公報，一時無法售我如F－16或F－20的戰機，我們要求技術支持有正當的理由。民國73年，我第一次以參謀總長的身份訪問華府，與國防部長溫伯格會談時，首要的議題就是IDF的技術支援，突破了政治層面的困難，但細節問題仍多。

　　首先，是找哪家飛機制造公司。

　　我們在10年軍售計劃中，高性能戰機總是列在第一項，包括F－16或F－20。F－16是美國通用動力公司所造，F－20是美國諾思羅普公司所研發。后者是F5E的生產公司，和我們有長期的關系，他們經美國政府同意，投資研發F－20戰機，原為F5E的下一代戰機，準備售予各友幫。當然，這兩家公司都要爭取我。通用公司的F－16已行銷全球，而F－20研發初成，尚無一個買主。

　　站在同業競爭的立場，如果F20有買主，相對的就是減少F－16的買主，因此，諾思羅普公司雖在口頭上也愿意對我技術支持，但我不放心，因為沒有人會笨到潛買主設計新飛機，而扼殺自己產品的市場。反之，通用公司如果幫助我們設計新飛機，縱然研發成功，推動我們這一買主，但扼殺了F－20的市場，對通用公司還是有利。

　　我看準商場競爭的無情，一開始就期望通用公司和我們合作，這是比較可靠的。以我們的科技能力，欲研發IDF，必須找一個可靠的老師。

　　民國73年5月，我訪問華府后，即飛往得克薩斯州的通用公司F－16制造廠參觀，并與通用的制造部門總裁羅杰斯懇談，表示愿與通用合作，請該公司技術支援研發IDF。羅杰斯非常誠懇地回答，只要美國政府同意，通用愿意和我們合作，這是很重要的初步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