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鎮教育管理辦公室的領導來隨機督導，而我又幸運地中了頭獎，準備的教學計劃不得不改一改。

　　  原本今天一節課解決《放飛蜻蜓》這篇課文，從課始的導入到課文主要內容的感知，再到關鍵人物陶行知的感悟完全放到一節課中來，可是因為公開課上一節課教學一篇課文的失敗，使我在這樣的公開教學中不敢再嘗試，再說這也關系到學校及個人的名聲。于是只好穩穩當當地進行第一課時的教學。

　　  教學預設：

　　  一、導入、揭題

　　  1、談話導入。

　　  2、板書蜻蜓，強調蜓的書寫。

　　  3、談蜻蜓

　　  4、板書課題。齊讀課題。

　　  二、圍繞課題，質疑檢查。

　　  1、讀了課題，你產生了什么問題？

　　  預設：  A、是誰放飛蜻蜓？

　　                B、是誰捉住了蜻蜓？

　　                C、即然捉了蜻蜓，為什么又要放了？

　　  （根據質疑板書：捉           為什么           放）

　　  2、帶著問題瀏覽課文，尋找相關答案。

　　  3、匯報答案。（即讀第一自然讀回答問題A，第十一自然段回答問題B）

　　  4、指名讀第二至第十自然段，點明這部分內容：介紹蜻蜓。

　　  5、更改更書：把為什么改為介紹蜻蜓。

　　  三、檢查預習。

　　  1、根據拼音寫詞語，然后全班糾正，集中范寫部分易錯字。

　　  2、再自讀課文，做到正確、流利。

　　  3、指名讀課文

　　  四、了解蜻蜓

　　  1、默默地讀讀中間部分，看看陶行知向孩子們介紹了蜻蜓的哪些方面的特點，在書上畫出來相關語句，并在旁邊簡單地寫上自己的認識。

　　  2、生自讀課文，師巡視。

　　  3、匯報交流；

　　  預設：  A蜻蜓的食物

　　                B尾巴的作用

　　                C眼睛的作用。

　　  五、作業：

　　  1、看拼音寫詞語。

　　  2、再讀課文，圈出描寫陶行知的有關詞句。

　　  教后思考：

　　  按照這樣的預設走進課堂，正如預設一樣，很自然很輕松地完成了第一課時的教學。雖然也得到了領導的肯定。可是我總有點不滿意：也許孩子們適應了這樣的課堂，也許是課文內容的簡單，我總感覺這樣的課堂除了實一點之外再也沒有可取之處。可是這樣的實是否有點過呢？當我強調了預習的重要性孩子們能很好地預習時，還有必要這樣解決生字詞嗎？當我注重識字規律后巧妙地安排學生讀生字還需要這樣課堂上的再重視嗎？還有課文朗讀的檢查，這樣一篇課文，在課堂上檢查，我沒有聽到什么錯誤。如果容量再大一些把第二課時的內容再滲進去會更好。哎，自己失去了一次嘗試成功的機會。

　　  還有這一課時的語文味在哪？除了對生字詞的理解，除了讀的方法的指導與運用，比如說提醒孩子瀏覽，比如說告訴孩子用默讀、輕聲讀、朗讀的方式外，其他地方有沒有表現出語文味？雖然第二課時想側重抓住有關詞來感悟陶行知這個人，那么是不是除了與陶行知有關的詞外其他詞都不值得去品味呢？

　　  這樣的導入真的可遇不可求嗎？課后領導也特別肯定了這一課時的導入自然清新，吻合了孩子的心理。說實話，一開始的導入我沒有什么好辦法，只準備以師生的頭談為切入口，可是在課前走進教室時，看到幾個調皮的男生在玩著沒有子彈的玩具手槍，而教室后窗的花圃前三五個女生正在捉蝴蝶，見到此景，我的導入有了：

　　  師：孩子們，剛才的十分鐘是個有趣的十分鐘，我們的男生都圍著那玩具手槍玩，而幾個女生卻對小昆蟲產生了興趣。瑾、昊、芳下課時你們在干什么嗎？是在捉蝴蝶嗎？

　　  生：是。

　　  師：為什么想起捉蝴蝶？

　　  生：蝴蝶很好看，我想捉一只看看。

　　  生：蝴蝶很可愛，我想捉一只細細地研究一下。

　　  師：是啊！捉過來細細地看看，挺好的，捉過來細細地研究一下，也好。其實蝴蝶是孩子們喜愛的昆蟲，還有蜜蜂，還有……（師板書：蜻蜓）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偉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原名文?，后改知行、行知，安徽省歙縣人。1914年畢業于金陵大學，后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17年秋回國，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授、教務主任，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1920年，任中華教育改進社主任干事。同年，與朱其慧、晏陽初等發起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任執行書記，致力于平民教育。1926年，起草發表《中華教育改進社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1927年，創辦曉莊師范，任校長。九一八事變后，組織國難教育社，創辦“山海工學團”，主張采用“小先生制”，實行“即知即傳”。發起組織生活教育社。1934年出版《生活教育》半月刊。一二九運動后，積極參加抗日民主運動，與沈鈞儒等聯名發表《團結御侮》宣言，提出教育必須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務的主張。1945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著有《陶行知全集》（六卷）、《普及教育》（三集）等。

　　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礎上，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主張，形成“生活教育”教育思想體系。

　　“教育即生活”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的核心。在陶行知看來，教育和生活是同一過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須和生活結合才能發生作用，他主張把教育與生活完全熔于一爐。“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內容是“過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認為，人們在社會上生活不同，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過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過壞的生活，便是受壞的教育，過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他還指出：“生活教育與生俱來，與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進棺材才算畢業”。可見，陶行知所說的“教育”是指終生教育，它以“生活”為前提，不與實際生活相結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他堅決反對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學校、死書本。

　　陶行知認為，“生活主義包含萬狀，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屬之”。“生活”不是人們通常狹義的理解，而是“包含廣泛意味的生活實踐的意思”。“生活”是包括整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生活的總體，是人類一切實踐活動的總稱。“生活即教育”就其本質而言，是生活決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具體講，教育的目的、內容、原則、方法均由生活決定；教育要通過生活來進行；整個的生活要有整個的教育；生活是發展的，教育也應隨時代的前進而不斷發展。教育改造生活是指教育不是被動地由生活制約，而是對生活有能動的促進作用。生活教育的實質體現了生活與教育的辯證關系。陶行知認為：“在一般的生活里，找出教育的特殊意義，發揮出教育的特殊力量。同時要在特殊的教育里，找出一般的生活聯系，展開對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響。把教育推廣到生活所包括的領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準的水平。”

　　“社會即學校”來源于杜威的“學校即社會”，是在對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基礎上得出的。陶行知認為，在“學校即社會”的主張下，學校里的東西太少，不如反過來主張“社會即學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環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學生、先生也可以多起來。“社會即學校”是與“生活即教育”緊密相聯的，是“生活即教育”同一意義的不同說明，也是它的邏輯延伸與保證。因為生活教育的“生活”是社會生活，所以“整個社會的運動，就是教育的范圍，不消談什么聯絡而它的血脈是自然相通的”。

　　“社會即學校”的根本思想是反對脫離生活、脫離人民大眾的“小眾教育”，主張用社會各方面的力量，打通學校和社會的聯系，創辦人民所需要的學校，培養社會所需要的人才。真正把學校放到社會里去辦，使學校與社會息息相關，使學校成為社會生活所必須。因此“社會即學校”的真正含義就是根據社會需要辦學校。從教育內容說，人民需要什么生活就辦什么教育；從教育形式來說，適宜什么形式的學校就辦什么形式的學校。“社會即學校”不是學校消亡論，而是學校改造論，改造舊學校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