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華裔數學家、菲爾茨獎得主、哈佛大學終身教授丘成桐昨日在中山大學發表演講。在題為“論高等教育”的演講中,丘成桐不僅回顧了古今中外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更痛陳當代中國高等教育存在年輕人才缺乏、經費不足、人文教育匱乏、開放性不夠、評審制度不健全、研究與教學脫節、行政管理官本位等七大弊端。

　　大學不應該服務于利益集團

　　丘成桐旗幟鮮明地反對大學為了獲取經費支持而服務于利益集團。即使是為社會服務,丘成桐同樣堅持大學應當具有獨立性,“大學一個重要目標乃是提出和解決社會需要的問題,而不是社會某些利益集團要求的問題”。

　　中國大學熱衷于政治與學術掛鉤,很多名校以出了多少個政府部長為榮,丘成桐對比了美國名校的情況,“美國頂尖的學府同樣渴望其學生能當上未來政府的要員,這是毋庸置疑的。但與此同時,它們還有很多不同的重要目標,在科學、文學藝術、工程和醫學上的創造發明,比培養官員更為重要。”

　　丘成桐批評中國學界專注于人際關系多于學術成就。他批評中國學界目前的現狀是,“教授們在一段時間內已感到韶華不再,他們不愿意從事具有創造性的工作。年輕的教授,都以得到海外來訪教授的賞識為榮。創新已經不是作研究的首要目標。”

　　中國教授從基金中得好處太多

　　“對很多中國教授來說,失去基金是一個災難性的事件”,丘成桐格外不滿中國的科研基金評審制度,他認為癥結在于利益之爭,“在國外,一般有終身職位的教授,從基金里拿到的好處不會超過二到三個月薪金,其他都是用在研究方面；而在中國,從基金拿到的好處往往比自己的薪水還要多好多”。

　　其次,基金分配掌握在一小部分院士、政府官員和大學行政人員的手里,形成了錯綜復雜的學術界的爭執。雖然行政管理部門傾向于采用某些看似公平的定量方法(如按論文的數量、SCI引用的頻數等)去為研究打分,甚至要求每所大學的教授填表去評估其他大學。但上述做法“既耗費大量精力在繁復的文牘工作上,又使原本已夠復雜的人際關系更加復雜”,效果值得懷疑。

　　那么能否可以引入外國專家評審呢?“(現在)中國的一些教育與學術機構往往以外人不了解中國國情為理由,拒絕讓外面的專家參與評審”,丘成桐說,“這種看法,我看是不符合科學不分國籍和種族這一科學精神的……讓人懷疑他們是否怕研究的細節為人所知,或是希望保持他們對基金或學術事務上的影響力。”

　　中國大學由官員和院士管理

　　“現在的中國大學是由官員和院士管理,整個大學受到他們的管制”,丘成桐認為這種管理體制并不利于創建世界一流大學,他提出,“幾十年來得諾貝爾獎的發現很少來自政府控制和管理的研究。大部分發現都是科學家根據自己的思想和計劃,在研究過程中得到的,而且往往是無意中得到的”,因此自由的學術環境在科學創新中的地位至關重要,“要可充分、自由地選擇研究項目,即使研究理念、方向與眾人不一樣也不會被橫加干涉。可惜在今天中國的科研體系中,如果真有此特立獨行的教授,可能他的研究工作會遇到很大的困難。”

　　與科學家不自由相關的正是“官本位”思想作祟,“在中國常常是這樣的情況:當某學者完成出色的工作后,最常見的獎勵便是將他提升為系主任或研究所長,不久之后更升遷為政府高層。這些出色的學者當了領導之后,肩負行政重擔,文山會海、上下級的迎來送往、政府定期聽取他們的意見等等,花去他們不少時間,常常令他們繁重得透不過氣。”